不要以为只有民主党这样力图降低自己的学问学历，共和党也毫不例外。2004年布什再次当选的理由之一，就是很多老百姓感觉布什是他们可以一起到酒馆里喝一口的男人。布什很老百姓化，因为他连长句子都说不好，跟你我这些老百姓一样。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才说话满口大词，才不直截了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推出佩林做候选搭挡，最根本的是要吸引美国宗教保守势力，吸引普通工人农民，吸引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选民。

　　为什么美国两党都非常努力地把自己打扮成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样子呢？建立在启蒙主义理性思想哲学基础上的美国，这个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深深的对教育的歧视或者说反智主义？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霍福斯达德解释说，美国的反智主义是美国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具有深厚的传统，对美国政治有深广的影响。

　　理查德·霍福斯达德1963年出版的书《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至今还是认识美国的一本非常有用的书。这本书认为美国反智主义的根源，第一来自美国的清教徒文化传统。第一批来到这片土地的白人移民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贫苦农民。他们看重实践知识，不看重书本知识。1642年，当时的某位牧师写道：“你越聪明有知识，你越适合撒旦的需要。”

　　第二，美国是商业国家，美国本土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任何不能立刻应用的思想，不能产生实效的理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都没有意义。特别是开发西部的拓荒者精神深深塑造了美国的民族性格。拓荒不需要哲学头脑而需要强健的体魄。虽然现在美国与150年前的拓荒者完全不一样，但美国人仍想象自己是拓荒者的后代，具有拓荒者的精神。佩林自封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很迎合一般老百姓对自己身份的想象。

　　第三，美国虽然是最发达的国家，但在对自己的民族想象上，美国人还坚持独户小镇乡村的理想。很多美国人即使家里有电脑电视吃着国家的福利，还是认为小镇的生活是国，田野里独户的房子是家。这种对家和国的理想使很多普通老百姓不信任城市，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不信任知识分子，认为读书太多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有头脑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有臂力才值得夸耀。

　　可悲的是，奥巴马很可能会因他的头脑而失去很多选民。上两届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都败在受教育太多这点上。出身东海岸富豪之家的布什，把自己打扮成得克萨斯的乡村男人，就成事了。他真的是不是，那没有关系，关键是感觉。跟着感觉走的的人，对头脑很不相信。

　　虽然目前来看，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动荡会否超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还难以定论，但从历次金融危机所的影响来看，此轮金融危机必将带来世界政治版图的变迁。

国际思潮的转向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各国政局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其他国家要么右翼保守势力上台，要么政局激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此后，大国关系重新分化组合，世界局势动荡加剧，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此轮金融危机不会使世界重蹈历史覆辙，但对各国政局、世界思潮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会不断显现。

　　危机首先使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沉重打击。美国一直鼓吹和推广新自由主义模式，但“华盛顿共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拉美接连碰壁。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被迫收购、吞并和接管众多金融机构，部分实现了金融领域的国家管理。随着危机的深入，美国政府还可能伸手接管更多金融机构甚至实体企业。新一届政府很可能在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之间做出抉择。

　　欧盟一直奉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制度，政府掌控着众多大型企业。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缺乏竞争力，增速放缓，法德等国一度出现了向新自由主义模式靠拢的趋势。而此次危机使欧盟可能重新思考，回归欧洲式国家社会主义。

　　而中国、俄罗斯等将更加坚定走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管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将大大削弱，国家资本主义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世界范围的思潮和发展模式风向将面临转变。

美国会否走向衰落？

　　此次金融危机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金融危机的最大共同点，是战争导致财政透支。

　　耗资6860多亿美元的越南战争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大幅上升，加上石油危机，美元地位受到冲击。美国在内外交困下，最终宣布废除金本位体制，放弃美元固定汇率制。

　　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房地产次贷危机，但根源还在于战争导致财政过分透支。美国接连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仅伊拉克战争就耗资6480亿美元。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盈余，变为小布什政府时期最高达4000多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赤字。而总债务达到53万亿美元，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3万亿美元。

　　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国际金融体系变革，最终削弱了美国实力，美国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和收缩，美苏战略态势也由美攻苏守转为苏攻美守。

　　此轮金融危机会否带来美国战略重大调整和国际格局的变动还很难断定，因为危机刚刚开始。如果危机不断恶化而导致美元危机，其对美国实力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冲击，将不亚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危机。

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

　　从目前形势看，金融危机可能会引起大国实力的消长变化。

　　目前金融危机向全球扩散，对各国都产生冲击和影响，但性质是不同的，对美国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关系到经济是继续增长还是衰退的问题，而对其他国家影响则是有限的，更多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大。

　　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为例。虽然金融危机导致股市大幅下挫，出口受到冲击，外汇储备大幅缩水，金融稳定受到威胁，但都不具致命性，并没有根本动摇实体经济。

　　俄罗斯、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速都在8％以上，而中国仍将可能接近两位数。金融危机对新兴大国的压力主要是增速下降多少的问题，而不是经济衰退的问题。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可能从目前的两位数增长下调到明年的9％左右。即使如此，与美国的－0.1％相比不是同一概念。

　　如果此轮金融危机按照一些专家估计持续2－5年的话，意味着美国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一超多强的格局将面临调整。

　　俄格冲突和随后美俄对抗升级，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力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最近冰岛金融危机后的举动很值得关注。冰岛作为一个小国，金融创新十分发达，金融危机的冲击几乎使其面临经济崩溃，亟需外国资本救援。但美国自身难保，欧盟无暇他顾，冰岛只好向拥有5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俄罗斯求援。可是冰岛作为北约成员国，美欧在此刻束手无策和袖手旁观，而俄罗斯却能拉一把。如果更多欧盟中小国和都出现危机，俄罗斯出手相救，则对欧洲地缘战略格局会带来更大影响。

争夺国际金融体系主导权

　　不只是大国战略态势在变化，欧盟、日本与美国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

　　美国在面临股市崩盘时刻呼吁欧盟一起救市，但欧盟并不热心。欧盟四国峰会只是通过了不痛不痒的声明，没有采取一致行动。

　　欧盟对主导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兴趣有加。法国等正积极筹备召开由欧盟主导、邀请中印等新兴大国参与的紧急峰会，目的是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很显然，欧盟力图主导修改现有的国际金融规则和机制，改变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欧盟与美国争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和未来金融管理模式的竞争，还体现在德国政府的一个举措上。与美国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收购和兼并的做法不同，德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将向所有私人银行储户提供无限担保，德国力图向世界证明，德国把私人储蓄存款利益放在首位。这似乎在暗示着，欧盟的拯救方案与模式更具有人性化，更体现欧洲特色。 （作者韦弦，北京的国际问题学者。）

　　在星转斗移的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大国崛起了，另一个大国衰落了；一个大国称雄世界了，另外一个大国的国力却历史性地收缩了。世界历史以大国的衰落和崛起为纵轴，以人类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横轴，展开了世界市场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画卷。从15世纪的西葡争雄，到17世纪的工业革命和18世纪英荷领袖世界的改旗易帜，再到20世纪美国最终取得雄霸世界的权力，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位移和大国的兴衰从来没有改变过，世界历史没有终点，也从来不会有终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保持世界领袖的地位。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从长程的大历史观察角度来说，也存在着一种世界历史的长波现象，在一个长波中，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兴起了，繁荣了，到达波长的顶端了，然后就是力量的相对下降，国家腐败了，人民懈怠了，文明衰落了，在另外一个世界历史长波到来的时候，新的力量，新的世界强权以新的领衔世界文明的姿态取代了过去的强权，开始了一个新的长波循环阶段。如果说阿拉伯文明和中国文明曾经长时间领导世界的话，在文明衰落的阶段，这些古代文明却蒙受了巨大的屈辱，由于古代世界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此各个文明尚可以生存在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中。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将世界逐步推挤到一个“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平台，世界性的交易手段和交通手段使得世界各国能够进行互相比较，而西方世界的先进突显出了东方世界的落后，西方世界通过经济科技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巨大优势构筑起了对东方世界巨大的心理优势。然而，2008年却成为世界历史长波的另外一个循环的开端，虽然西方世界还远远谈不上衰落和下降，但是另外一个趋势却是再也无法令人忽视或轻视，那就是，中国必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历史长波中的中心国家，这个过程始于更早的历史阶段，但是却以公元2008年为坐标点，拉开了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长波。

　　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长波的角度来认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神七的巨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奥运会和残奥会，是中国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世界中第一次获得了全面的、不间断的、不受西方新闻剪辑的、不受外部世界扭曲的、自主展示自己形象的绝佳机会。不要低估了“中国自主展示中国国家形象，中国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言说和描述自己国家和文明史”的重大历史意义，因为在西方主导国际文明的历史长波中，西方对世界各国的描述往往就能成为国际主流和国际标准观点，西方世界公众与非西方世界公众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和形成的定型看法往往是受到西方舆论和西方世界媒体渲染和加工的。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发动机，但是在话语权上，中国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中，却是一个相对的弱者，如何展示中国的新形象，如何向世界描述一个全新的中国，如何可以做到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中国人言说自己的国家和文明）却可以让世界听到，奥运会和残奥会就成为一个最佳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是重要的契机，在一个全球参与的国际舞台上，在一个世界公众可以同时观察的世界盛会中，中国人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情感，可以尽情演绎中国式的感动和力量，可以尽兴地展示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和感召力，可以真实地展示一个现代开放、热情好客的中国，可以全面地显示现代中国人的文明礼貌和国际礼仪，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尽情地发挥展示中国文化无比的魅力，也可以展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绝非如西方描述的那样原始落后，而是一个逐步迈向现代化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取代了大部分人心目中落后刻板的中国印象而成为中国新形象的象征，许多关于中国落后的联想和保守化的固定想象被现代中国和富裕中国的新形象所取代。其实，在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看法中，固定的、定型化的看法和第一联想是最重要的：比如一提到美国，人们就会联想到纽约和好莱坞，一提到法国，人们就会联想到香榭里舍大道和艾菲尔铁塔，一提到德国许多人就会下意识地联想到高度精密仪器设备和轿车，这样的第一印象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软实力上的无穷收益。只要看看巴黎街头的中国游客、德国公司工厂中的中国参观团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知名效应和品牌效应、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正面国家形象将会为一个国家带来无穷的收益。因此，北京奥运和残奥会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正名”的最佳机会，是中国展示国家品牌的最佳良机，其软实力和文化亲和力效应带来的经济性溢出将是中国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其影响力相当于是在全球为中国作国家形象广告，其带来的未来长远的收益又岂能以亿万计。

　　然而，奥运会、残奥会和神州七号的太空行走的壮举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略微总结一下：

　　奥运会举办本身就显示了国家力量的位移和变迁，在奥运会历史上，除了排列于第二世界的墨西哥和韩国曾经主办过奥运会以外，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举办奥运会就是中国复兴和国家力量的体现。

　　奥运会的金牌之争历来就是国家力量的比较和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历史上称雄奥运金牌榜的往往是世界强国，而冷战时期的美苏交替争霸金牌榜正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奥运会正是国家力量和大国国力兴衰更替的晴雨表。中国取得金牌榜首位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中国超越美国不仅是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成绩，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二战以来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苏金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体系内的竞争（两个国家都是白种人为主体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第一个亚洲国家，也是第一个黄种人文明的国家，取得金牌榜首，这样的超越也就具有了多层次的历史意义。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金牌榜上赶超美国在国民心理上做到了一种自我超越，扭转了部分国人面对西方时的不自信，同时也扭转了非西方民族面对西方世界时（因为长期落后）而产生的自卑感。在中美金牌大战期间，一些言论和观点显示了小部分国人在长期落后西方世界后不够健全的心态，一些评论人士不断指出中国不可能在金牌榜上最终超越美国，某些人断言田径比赛开始后美国会扭转劣势再次赶超中国。甚至在海外能够听到这样的言论，不希望中国过早地超过美国（以免不能韬光养晦，过早地暴露实力），有些人甚至担心中国超越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损害了中国学习西方的积极性。这些观点或多或少折射出部分国人的弱国心理和弱国心态，以及一种强烈的不自信和依赖心理。及至中国超越美国已成定局后，一些国人又以中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和“政治体育”为由，认为西方实行的是“全民体育”而非“竞技体育”，尽量降低中国在金牌榜上超越美国的历史性意义。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一种不够健全和健康的心态，部分民众认为“美国永远是第一”、“美国永远不可超越”，随着中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样的心态将会得到有力的矫正。新一代的中国国民，特别是80后的中国新一代，必将会以更加积极进取、自信坚强和不卑不亢的国民心态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将逐步化弱国心态为强国心理，这一切，均以公元二零零八年为开端。

　　中国追赶和超越美国还带来国际心理的巨大变化，美国一向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历来需要在各个领域全面展示美国的领先地位和优势主导权，但是金牌榜上第一把交椅的旁落却产生了连锁的心理效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心理震撼和轰动。相信奥运会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会以中国为师，树立起自强不息的刚健民族品格，盲目崇拜西方、夸大西方和主动建构西方优越感的情况将得到极大的改观。北京奥运带来的国际心理变化和国际心理冲击将具有非常长远的历史效应。

　　同奥运会的巨大成功相比较，残奥会的历史性成功更是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奥运会展示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富裕和强大的新形象的话，残奥会则是以其细腻的情感、人性化的表演、对人道主义和人格尊严的追求深深打动了包括中国公众在内的世界各国公众的心。如果说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其华丽和壮观展示出中华文明恢宏的历史画卷的话，那么残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打开的却是美轮美奂、深深打动人心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诗篇。残奥会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变迁中逐步实现的文明提升和对公民人权的尊重。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服务人员都以他们无微不至、充满细腻关怀和人性关爱的服务让人体验到无比的感动。创纪录的残奥会观看人数，观众热情的掌声和真诚的激励，每个运动员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动着世界各地的观众。相信这届残奥会后，残奥会将再也不是以前的残奥会，人们再也不会将残奥会视为奥运会的附属，将举办残奥会视为奥运会举办国的一个重大义务，残奥运会将达到一个被空前关注的高度。

　　让人震撼的是通过残奥会带来的中国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谈论着残疾人运动员，如同谈论奥运会英雄一样；人们关注着残奥会的奖牌榜，如同对奥运会的关注一样；人们谈论着城市里残疾人通行的盲道、残疾人的人权，以及城市何时实现无障碍；媒体上讨论着何时从无障碍的北京到实现无障碍的中国；人们以各种方式在感谢残疾人运动员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对人们生活的激励；人们开始学习残疾人的盲语和手语，开始空前地高度关注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残疾人，献上我们的爱心。如果说奥运会展示的是中国的力量、强大和自信，残奥会展示的却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伟大复兴和对公民个体权利以及公民人格尊严的重视， 两场奥运会的结合正好最佳地显示了迈向现代世界和现代文明的新中国的形象。

　　神州七号实现的中国太空人的太空漫步极大地激励了中国民族的自信，翟志刚的一小步，却跨出了中国一大步；中国人以自主开发的太空技术实现飞天的壮举再次印证了没有中国人不能完成的事、没有中华民族不能突破的技术难关，俄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完成的，中国人就一定能够完成。相信神七将更加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强、自信的精神，将在数以百万计的90后和2000后的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中更加激发起热爱科学技术、勇于探索的豪情壮志。神七的太空漫步再次吹响了本世纪中国在各个领域追赶美国的号角，太空里响起了中国雄壮的脚步声，中国绝不会甘心落后于任何国家，绝不会因为落后就丧失民族的进取心，而是勇于进取，勇于超越，永不言败，这就是中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两场奥运会和神七发射成功是在当前一系列复杂国际局势和世界政治经济深刻变迁的大环境下完成的：俄格冲突极度冲击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单边格局，而美国的后次贷危机以来产生的金融海啸更是国际经济秩序剧烈变化的前兆，可以这么说，格俄冲突和美国金融海啸后的世界将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一个旧的国际秩序将要宣告结束，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还远远没有形成，恰恰在这个时机，北京举办了两场奥运，神七取得巨大的历史性突破，历史就是这样巧合，一个旧的世界历史长波已经结束，一个新的世界历史长波却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世界是怎样，我们还无法精确勾勒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金融能源秩序，而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在下一个世界历史长波中，我们是世界中心的国家，世界政治经济权力比重份额必将大幅度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好戏刚刚开头,中国要勇于作number one，中国应该不用讳言要勇于作全球第一。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盲目的乐观，随着美国金融海啸掀起的世界经济震荡，世界经济危机似乎越来越难以避免；随着反热钱的金融战争出现种种险情，中美经济孪生的经济模式受到重要挑战，外需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已经经历了经济寒流，如何启动内需已经成为中国最应迫切解决的问题。国内食品危机和监管漏洞也显示内部体制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我们的确须臾不敢放松，的确要内部加强体制改革，外部认真进行战略设计。我们不会因为成功和强大而放弃学习西方，相反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综合中国国情形成我们的制度价值观。我们不仅要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上取得金牌榜首，更应该努力取得制度建设的金牌，特别是在保护公民个体权力和民主政治建设中更需要不懈努力，我们要作number one，不仅仅是指体育或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冠军，而是更应该成为制度建设和保护人权领域内的世界冠军。我们历史性地来到了世界历史的新长波，但是如何前行，依然要依靠我们今天的行动和改革。

　　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都将化成历史记忆，我们的欢欣和泪水、幸福和振奋都将永远储存在我们脑海中，也将永远储存在未来中国崛起的历史画卷中。北京奥运和神州七号，将成为本年度的核心事件，深刻见证一个国家的崛起和一个文明的复兴。

　　谨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59周年国庆，愿与国人共同励志。

　　历史学家常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却不会简单地重复。自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开始逆转美国坚持了二十年的敌视中国政策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迄今已经经历了七位总统和其间的六次政权交接。为了更好地预测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路线，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将比较2000年与2008年的美国两党候选人的对华政策，并希望能够从历史的比较中得出一些对未来的启示。

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

　　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推翻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路线。 他在2000年5月17日在波音工厂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小布什把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取而代之以“竞争者”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对待中国“不应存恶意，也不应存幻想” 。他主张加强与亚洲民主国家的盟友关系，并以此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有着强大的民主联盟的地区中的大国”，这样中国“既不感到威胁，也不感到能够为所欲为”。

　　戈尔则主张继续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并提倡“建设性的接触”政策。他指出，敌对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愿意与中国合作，鼓励中国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并促使中国加入到核不扩散、贸易、环境与人权等问题上的各种国际条约中来。

　　在贸易问题上，小布什与戈尔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地位。民主党历来有着支持工会的传统，因此，戈尔作为民主党候选人能够坚持这一立场更为难能可贵。

　　在台湾问题上，许多分析家认为小布什的两岸政策明显向台湾倾倒。小布什在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的同时，也支持旨在扩大美台关系、遭到北京强烈反对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戈尔同样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反对《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在是否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上，戈尔表示愿意沿用美国历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战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立场。所谓“战略性模糊”，就是有意不说破——不承诺保护台湾，也不承诺不保护台湾。美国历任总统，包括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都认为“战略性模糊”有利于防止两岸任何一方的意气用事，从而防止美国被迫卷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小布什却放弃了这一立场，表示美国应“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台湾。

　　在价值观问题上，小布什与戈尔都反对孤立中国，倡导通过接触策略来影响中国改善其人权与民主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也参加了竞选初选却未能获得共和党提名的麦凯恩，其在2000年的对华立场似乎比今日更多警惕。麦凯恩在其竞选网站上公布的立场声明(position paper)中写道，“中国的领导人将不惜一切手段（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的残忍或具攻击性）来谋求他们的利益。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中国都将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以最大化我们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影响。但接触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安全而向中国妥协。”麦凯恩对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投了赞成票，并对如果中国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对其施加贸易制裁的议案投了反对票。麦凯恩提倡保持与中国的贸易与外交关系，但同时保持“一旦中国威胁美国利益与价值”的警惕。

2008年：麦凯恩与奥巴马

　　2008年麦凯恩与奥巴马的对华立场在他们对国会有关对华议案的投票记录，不同场合的演讲、采访、辩论与书面的立场声明中都有显露一二。目前两人最详尽的对华立场的阐述出现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中国简报》（2008年10月刊）上。但除此以外，奥巴马的投票记录有限，且到目前为止中国问题始终尚未成为竞选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9月26日晚举行的总统候选人首轮辩论中，双方交锋的热点在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伊朗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与恐怖主义问题，中国甚至鲜有被提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认为，中国尚未成为竞选战的焦点是一件好事。他解释说，以往中国被竞选阵营利用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对中美关系几乎从来不是一件好事。今年的竞选似乎打破了这一套路。一方面这是由于“双方阵营似乎都意识到了中国在过去七年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中国今年留给美国的印象好坏兼有——西藏问题后，四川地震博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奥运会让美国老百姓叹服，食品安全问题又提醒美国人中国依然存在的弱点——这种复杂的印象使得一个反华的主题很难成立。”

　　在对华整体战略上，麦凯恩的措辞前后有微妙的变化。他在2007年11/12月刊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立场声明与他后来于2008年3月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协会(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都用了同样一段话：“中美并非注定是对手。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我希望看到两国的关系朝着对双边、进而对亚太地区和全世界都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在中国实现政治自由化以前，中美关系只能是植根于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价值的基础上。”麦凯恩于2008年10月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上发表的专门阐述中国政策的立场声明中也用了这段话，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我们的关系必须植根于更广泛的地区和国际秩序中，这是实现两国都希望的共同繁荣和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此外，麦凯恩在此文中还多次引用了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奥巴马在竞选初选中说过中国“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与2000年小布什的表述颇为接近。他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上发表的立场声明中也强调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只要美中两国认识到共同利益，便能在很多方面实现双方的目标。”

  麦凯恩与奥巴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有较大分歧。奥巴马提倡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加入环境保护与劳工权利的条款；他对美国分别与韩国、哥伦比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持批评态度；在对华贸易上，他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并为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舒默法案(Schumer-Graham bill)投了赞成票。他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上发表的立场声明中也写道，“我深知，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能够受益于对华贸易，但前提必须是中国同意遵守市场规则……我希望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但中国目前的发展并不均衡，……若要实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均衡发展，中心问题是中国必须改变其汇率政策……作为总统，我将利用一切可行的外交途径寻求中国货币政策的改变。”麦凯恩则反对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支持与韩国、哥伦比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舒默法案也投了反对票。此外，两人都表示将在食品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向北京施压。

　　在台湾问题上，两位候选人与历任总统的立场在大体上没有什么差别。较为突出的是麦凯恩强调建立“民主联盟”涉及到台湾与亚洲安全格局；奥巴马则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的立场声明中重申他“支持台湾海峡两岸建立信任的举措，同时也支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两位候选人都表示警惕，希望增加军事交流与透明度。在能源与环境问题上，两位候选人都看到问题的严峻性与两国合作的必要与迫切性；在价值观问题上，两位都支持达赖的立场，都曾呼吁布什抵制北京奥运会，并呼吁中国停止对苏丹、缅甸、伊朗、津巴布韦等暴力政权的支持。

两点认识

　　以上述两个时段的四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为鉴，以在这过去的八年中布什总统的对华立场与中美关系的真实演变作为看待这些候选人立场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1. 无论新总统计划在中美关系上投入多少精力，他最终会发现中国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工作中的重要议题。
2. 总统候选人的政策不仅不一定是，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未来总统的政策。无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如何反对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提倡何种的变革，他在就任以后都会逐渐回归到历任总统所坚持的对华路线上来。

　　温家宝总理在9月23日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美国友好团体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不管谁出任美国下届总统，中美关系都要向前发展。历史似乎在证明着，不管谁出任美国下届总统，中美关系也都只可能向前发展。

　　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先后崛起的国家，在历史兴衰和发展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阐述其发展历史，探寻其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大有裨益。

　　所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有西方战略家甚至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调整彼此间的实力和利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注中心。姑且不论这种认识具有多少简单线性思维的成分在里面，中国应如何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应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却是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努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特别是亚洲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在基本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先后经历了经济起飞，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这些事实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实践上的认识基础。实践证明：国家自身的完善、社会组织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最大要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利用和创造条件适应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某种“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有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中国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尤其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具有综合实力和潜力的国家之一，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然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抱负。如果再考虑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引起的各种连带效应，中国的实力得到迅速提高，发展的潜力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受到世界日益增多的关注。与此相关联，中国积极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来，在世界范围尤其在亚太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长期直线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在国际体系中，尤其在政治、安全和思想领域中国远非处于主动地位，甚至还需要去努力化解所谓“崛起困境”。因此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保持了比较积极但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那就是邓小平反复告诫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争一日之短长，不扛旗，不打头阵，不引火烧身，不将西方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独立积极作用”。

　　关于中国未来的崛起前景，有学者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其中不乏深入的分析。感觉欠缺的是，许多作品对崛起前景和过程的展望往往显得过于乐观，研究中过多采用的是线性的分析方法。战略思考需要立足于消除威胁并寻求达成目的的有效途径。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中国未来可观的前景，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前进过程中的伴随品，而是稍微松懈就随时可能酿成严重的危机，其中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比如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占世界GDP总量比重将达到22%，高于美国所占比重（2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不论这种分析是否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前景固然光明，但过程也许更重要，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结构性危机、对于可能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了吗？

　　关于“崛起困境”，它与“安全困境”相似，但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恐惧的关系，而“崛起困境”则是在此基础上崛起国家在扩展体系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必然遭遇体系施加的限制，承受较大的安全压力。就如同修昔底德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盛行，至今仍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也在这里。

　　中国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向现有国际体系及其秩序挑战，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当然，随着对外关系的深入，中国进一步体会到国际秩序并不是中性的，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也时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文化禀赋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很深的疑虑，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最大战略对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在外交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中美关系的起伏和“台独”势力的猖獗，都与一些国家的遏制政策紧密相关，并将在未来较长时期继续困扰中国。

　　这里要强调的是，仅仅注重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政策约束还远远不够，这仅仅是“崛起困境”的直观表象。在我们看来，当前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资本扩张与集聚的逻辑带来的影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重要，它对后发国家具有无形的但却是持久的惯性制约。在国家间相互联系日趋强化的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惯性在加强，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更具基础性。

　　在国际体系发展的特定阶段，主要力量的分布与对比关系会维持相对固定的态势，如果没有大的战争这种基本态势更难以动摇。在体系演变中，存在维持其原有结构的内在要求，而后起的国家要冲破原有体系结构的限制而进入先进行列具有很大难度。有人也许看到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迅速变化，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大国力量的消长，然而问题在于，较长时期以来，不论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国际资本扩张和积聚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化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格局的历史惯性。在世界范围资源有限、发展机会有限的条件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可能拥有一样宽广的发展空间。

　　一个多世纪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后进的大国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如果能够突破历史惯性的束缚实现现代化，必然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创举，但目前没有任何条件允许我们低估过程中必须克服的艰难与困苦，中国在较长时期里都将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尽管是其中最大的。从这个角度，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将长期处于战略守势，忽略这一点，战略思考就容易犯冒进的错误。中国与外部世界适应和调整彼此的关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历史证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不可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难免陷入更加落后被动的境地，向现有秩序挑战往往收效甚微甚至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完全做体系的追随者以求跻身强国之列，或超越现阶段国际体系的现实而追求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利益，要实现中国的崛起也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在当前资本扩张逻辑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利益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倾斜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在总体上趋于强化。没有自主的体制和社会创新，现有世界体系不可能自动为有人口众多的中国提供现代化的空间。

二、寻求积极的战略互动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同时也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调整战略和政策。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并没有必然要经过的点。

　　国家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持续40余年的美苏冷战对抗固然有权力争夺的基本成分，但是相互怀疑和敌对政策的循环刺激也是重要的动因，并使局面逐渐恶化，在失去法西斯这一过去必须共同面对的威胁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主导了两国关系。随后一些事情的发展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破裂、中美达成战略谅解等，它们对冷战最后的结局绝非无足轻重。

　　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关系。只集中于传统构成要素――国家实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威胁的战略筹划是不全面的，仅仅这些要素不能解释国家所做出的行动；与此同时，相互联系、观念变化及国内制度特征、集团的政治压力等要素在战略选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战略互动必然是复杂的过程。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看法：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他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而积极的参与和冒进而刚性的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其他国家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而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也许对谁都有益处。

　　但是，总有人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些言论实际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没有看到国际条件的变化和世界政治的进化，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

　　二战结束后，依据以往经验，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认识仍然主要限于权力争夺，几乎不相信合作，所以才有冷战的出现。基于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惨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敢于和外部强权抗争，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后来由于对环境的变化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脱离世界的潮流，过于强调斗争，一段时期把国家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对比那个时代，今天的国际环境毕竟比较宽松了，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做出比较极端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等诸多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武断预见之所以难以绝迹，一个原因是对国际政治的按某种逻辑所做的简单图画式解释，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崛起的过程远没有结束，没有比较完备的事实经验作为分析的依据。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对战略研究提出的强劲挑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经常遇到的困难，即“理论和经验工作的联系比较松散”，当然，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掩盖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相对落后和质量低下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显示出竞争与协调的总体平衡，中美关系虽然多次出现反复，但并没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邓小平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也许正因为如此，近年美欧一些国家对中国积极的评论有所增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其中固然有约束中国的成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一个比较积极务实的定位。另外还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散发巨大的能量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共识’成为世界争先效仿的发展模式，务实、主动的外交姿态获得认可。中国运用‘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打消其他国家的顾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可能在短时期改变，要想达到预定战略目标，应防止与强权进行正面的直接对抗和碰撞，不应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一般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的努力。在互动过程中创造条件拓展机遇，是中国国家角色定位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应避免逞一时之勇，赌国家之命运情况的出现。

　　强调国家间积极的战略互动，并不代表对待强权也要一味示好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平是乞求不来的。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并不意味处处被动处处防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哪个霸权国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压制所有的真理和正义，何况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实践，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推进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依赖或者越来越依赖强化相互信任和合作，而且也需要必备的战略威慑力，甚至具备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

　　国家间互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将其绝对化。在根本上，只有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历程不可逆转，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应该重视外部因素，但也不能为其左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自强之外，无胜人之本。当然，推进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不应蜕变为依附于他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敏感而反应过度。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指出：“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此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辱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

三、适应世界政治特征的演变

　　中国要想在21世纪里有较大的作为，就决不应该仅仅在国际竞争和互动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换言之，战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谁也不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

　　从目前情况看，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世界政治特征演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的整体性增强，国际体系对作为个体的国家的影响逐步强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甚至也包括美国，都应适应世界整体性带来的约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以求获取自身的利益。世界整体性增强，必然削弱大国的特殊性。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而且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未来世界很难按照某个国家或某种势力所设计的方向去发展演变，即使采用什么极端的手段或拥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做不到。在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看来，信息革命构成更加微妙的挑战，它正在改变国家、主权和控制的性质，也正在改变软实力的作用，“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没有哪个问题会容易用我们的军事力量优势加以解决。”奈进而认为：如果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独奏，而是乐队指挥，那么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更长久一些。对于目前的美国如此，对于未来更加现代化的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要争取的不应该是领导者或者霸权地位，而是寻求战略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地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决不称霸，永不当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世界历史是进化着的，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崛起进程中，中国既要善于用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承担责任，待时而动。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藏在特定的国家于变与不变的世界整体趋势下不懈努力和积累、顺势而为的大智大慧之中。

　　第二，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难以过于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是要在诸多的领域取得平衡。由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联系甚至矛盾纠纷之中，各国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来获得；与此同时，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领域，而是在越来越众多的领域得以实现，并越来越难以忽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介入和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非常多样化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距离曾经给国家提供过保护，而全球化正在缩小这种距离。”

    　　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极不稳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变革的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今天的战略谋划要习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然而，要为“难以预测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准备并非人力所能”，所以这必然迫使任何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地发展，也不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时间里，复杂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际局势相对平稳的局面，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强权政治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既没有进入一种有序的轨道，但也没有失去控制；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但却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平衡。

　　中国的对外战略努力必须具有认识复杂性和运用复杂性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复杂性对实现国家利益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从一个对手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威胁难以确定的世界过渡。另一方面，复杂性也为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缺少远见的或极端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新的动荡，对角色进行简单的或极端的定位将是不适当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应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达成多重战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等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角色定位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适当的弹性，为各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条件。

　　在实力迅速增长和正在崛起的条件下探讨中国角色定位问题，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吉尔平也曾说过，“在根本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